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题：足球·年轮

新华社记者高萌、树文、许仕豪、刘扬涛

几幢老旧的苏联制式双层小楼，默默矗立在山西大学家属院深处。楼侧公告栏上，张贴着写有“危房、搬迁、拆迁”等斑驳字样的通告。

阳光透过窸窣枝叶，洒进其中一套房间的客厅，桌上的足球显得斑驳明亮。球侧显眼处，有一份手写的“老年足球队”名单和几张老照片。

最近，72岁的樊利平每隔几天就要到这里溜达一圈，独自收拾整理房间。

对于樊利平来说，收拾出来的，不仅仅是老旧房屋里的杂物，更是他六十多年的足球记忆。

“这是‘六疙瘩’，这是‘二两’，这是‘老太婆’，他小时候跑起来就像个老太婆，再边上是‘醪糟’……”樊利平指着其中一张黑白照片娓娓道来。那是六十年前，一群站在绿茵场上的少年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一个蓬勃向上的年代，一个开拓建设的年代，大量人才、技术开始涌向太原这座古朴老城。足球也随之而来。

樊利平也在那个时期前后跟随父母来到太原。“我的父亲樊振中，是山西大学体育系教授、系主任。1951年他到山西大学任教，创办了山西高等院校的第一个体育系科。”

受时代和父亲影响，樊利平在这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牵挂——足球与伙伴。

1963年，在太原小有名气的山大附中足球队，迎来了一批新鲜血液，樊利平、段晋平、王长顺、刘建新等人均在其列。“附中的足球（项目）是个传统，从1962年组建，到我入校那一年已经取得全省冠军了。”

当时他们的口号是：“奋斗白玫瑰，打上专业队。”

白玫瑰是那时著名的服装品牌，在物资相对贫乏的六十年代初，球衣与球鞋对于这群足球队员来说近乎奢望。“我们光脚练球，把鞋往那一放，舍不得（穿）。就在操场上光脚踢球，踢完用水冲冲脚，穿上鞋回家了。”樊利平说。

两年后，附中足球队拿到山西省少年足球赛冠军，代表山西前往大连参加了全国比赛。他们似乎离梦更近了。

一张在那个年代极为珍贵的黑白照片，记录下了这群少年中学时代的高光时刻：偌大的球场作为背景，他们面庞青涩、眼神明亮、笑意溢出嘴角。

段晋平、王长顺、刘建新……一一在列，除了樊利平——由于个子太小，他没能入选这次大连比赛的队伍；不甘心之下，他悄悄留下了本应上交的球衣作为纪念。

遗憾，却让一颗种子深埋：“从那时起，足球就与我不弃，我也不弃足球了。”

1966年，老樊和朋友们中学毕业了。时代的巨浪下，这群男孩“打上专业队”的足球梦想，变得有些遥不可及。

“我们逐步走向社会，有参军的、有当工人的，还有下煤矿的、去农村的、去厂矿企业的。”老樊回忆道。

艰苦岁月中，足球是一抹亮色：“当时矿上没有球场，我们休息日的时候，经常跑二十多公里去市里的体育场踢球。”樊利平说。

以工厂、企业、医院、学校为单位的集体，成了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、人们归属感的来源。

“咱们山西的足球，离不开厂矿企业的带动。那会（来自）上海、天津、大连的厂子三线援建山西，年年搞比赛，带动了这里的足球发展。”樊利平说。

后来加入老年足球队的袁一斌描述了当年球赛的场面：“要是有比赛，都（用）大卡车一车一车地（运观众）出来。”

曾在煤科院工作的王晓平回忆：“我们在北营那块厂区，当时拖配厂、煤机厂、肥皂厂……都在那块儿。各单位都组织足球队，每年春季秋季打比赛，从没断过。”

在化肥厂工作的刘建新，还曾被王晓平拉去当过“外援”：“他们有比赛，就给你叫来了，‘来吧，代表我们打比赛去’。那时候反正我就一个人也没什么事，提上鞋就走了。”

太原厂矿企业足球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渐渐没那么热闹了。这群老伙计的人生轨迹又四散开去，但因为足球，他们的交集从未消失。

曾因缺席全国比赛而不甘心的樊利平，从九十年代起，重新把这帮老伙计组织起来，一起踢球。

“大家还能聚在一起，一个是对足球的热爱，还靠老樊的张罗。”王长顺说。

据段晋平回忆，在一次山大附中的校庆上，老樊找到了自己：“校庆的时候他说‘走吧一起玩去’，我好长时间不踢球了，结果玩一场我也上瘾了。”

于是，这群曾经的队友，在毕业三四十年后再度重聚球场。他们并肩参加了全省、全国无数场比赛。甚至按照中国足协关于老年赛事的规定，中国女足著名选手韦海英、张桂兰、牛丽杰，也成了他们的队友，多少弥补了他们关于专业队梦想的遗憾。

时光荏苒，人已白头，这一踢，又是二三十年。

曾经那些赤脚在沙土上飞驰的少年，如今面庞或已苍老、身躯不再挺拔，但迎面的风，却依然能勾勒出青春的形状。

“当我们这些人在一块的时候，就回到了童年时代，很天真、很纯真，无话不讲、无事不说，自由自在。又回到那个时代的感觉，好像又变回年轻的时候了。”王长顺说。

对于这群“老男孩”来说，足球是能被唤醒的青春，也是冗繁琐碎中的轻快。

老年足球队休息室的墙上，挂满了他们与交手过的队伍换来的队旗，“快乐足球”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。

“六疙瘩”刘建新，家庭状况一度不是很乐观。为了照顾家人，他独自承担了很多压力。但球场上的刘建新，其实非常爱笑。当被问及“足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”时，他开朗地挥挥手说：“意味着高兴，没别的。因为你要想的事情可多了，（踢球的时候）根本不想……踢完球大家高兴了，有时候哥几个去喝点小酒。”

于王晓平而言，足球则是“少年之爱好，老年之快乐”：“你有什么工作上遇到的不顺心、有困难的事很苦恼，踢场球出一身汗，全忘了。从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锻炼、出汗、身体健康，不给社会造麻烦、不给家庭造麻烦、不给孩子造麻烦。”

轻松与快乐是这支老年足球队的主色调，但人至迟暮，终归有一个避不开的残酷话题——伤病与死亡。

近些年，由于疾病与意外，球队里有四位队员相继离世。他们之中，有人曾是场上的主力队员、有人曾担任队医兼按摩师、有人专司后勤。大家举办了一场退役仪式，封存起那四个球衣号码，留作纪念。

时间的残酷性不仅体现在老友的离去，他们每个人都曾或多或少地亲身感受过时间带来的无可奈何。

谈及此，王长顺格外动容：“这几个老朋友，说起来，我心里挺难受。人从生下来到死亡是个必然过程，谁也逃脱不了。”三十年前，他曾遭遇严重车祸，并一度陷入危急。与死亡擦过肩的经历，让这位73岁的老人眼眶泛红：“死亡本身是不可惧的，就怕本来还有时间（彼此）伴随，但走得过早。”

头发有些花白的段晋平，常常坐在场外看大家踢球。几年前，在一次与少年队的比赛中，他被撞倒在地，伤到了头。队友们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，所幸转危为安。但此后，他再也没能踏上球场。

虽无法上场，但每每有重要比赛，段晋平一定会出现在场边。

生命中总有一种纯粹，是眼眶的湿润，是涌动的热血，是奔跑时耳边呼啸的风，是余光所及处的默契身影。岁月固然无可回头，但还好，有老友并肩。
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

有人曾问老樊：“足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”

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生命呀，对我来说，足球就意味着生命了。”